与香港同志运动名人唱主角不同，中国内地的同志运动，更具草根精神，中国大陆目前约有600余个各类LGBT机构，当中的绝大部分从事“防艾”工作。最近五年来，从事文化传播、教育、公众倡导的同志机构开始增多。
1997年，中国新修改的《刑法》删除了流氓罪，被看成同性恋去罪化的标志，“流氓罪”被法律界人士称为“口袋罪”，以前常被用作给同性恋行为定罪的依据。两年前，笔者收到一位80多岁老同志从陕西咸阳寄来的材料，老人曾因同性恋行为被判流氓罪。
2001年，中国第三版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自我和谐型的同性恋剔除，但自我不接纳而焦虑的仍属治疗范畴，尽管留了“尾巴”，仍被看成是同性恋去病化的标志。这比美国1973年“同性恋去病化”晚了整整28年。因为这个尾巴的存在，至今仍有很多心理咨询师为了获利，对同性恋进行“治疗”。
2005年，央视《新闻调查》做了一期《以生命名义》节目并播出，这是央视上首次深入地探讨有关“同性恋”和“同妻”群体的话题。该片的解说词说，“由于传统社会的认知障碍，中国的男同性恋中有90%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选择了婚姻，而他们的配偶大多数对此一无所知。”
“同妻”被认为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问题，有学者认为，在中国有超过1600万的女性嫁给男同性恋者，产生同妻的原因，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原因，一些同性恋者无法面对社会偏见和歧视，用异性婚姻来隐藏自己的性倾向，以免受歧视；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传宗接代，而与异性结婚是获取孩子的便捷途径；还有就是，整个社会保障不足，因担心老无所养，一些同性恋者走进异性婚姻，获得安全感。
对同妻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强对公众的教育，让民众了解什么是同性恋，减少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和歧视；也要加强同志社群的教育，鼓励同志勇敢做自己，有所担当，不要把自己受到的压迫转嫁给其他人。
与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地的同志运动要直面宗教保守势力不同，大陆的宗教团体并不是同志人群处于弱势地位的主要矛盾。但传统的文化根深蒂固，“传宗接代”、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这类思想仍具有市场。“同妻”问题是传统文化发力的集中显现。以草根为主的中国同志运动，同样期待公众人物的发声呼应，公众人物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，他们的出柜或发声更具传播效应，对消除偏见和歧视大有帮助，这也是库克出柜引起大讨论的原因。但至今为止，中国的公众人物可能担心形象受损或出柜会带来经济损失，比草根同志“躲藏得更深”。
美国同志运动最终汇聚成强大的选票，成为任何政治家都难以忽视的力量，奥巴马在他的第二次总统竞选中，同志选民中77%的人把选票投给了他。有人甚至戏言，“谁得罪了同性恋，就别想进白宫”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的同志运动只在民间发力，在推动立法上缺乏自己社群的代言人，在推动权利的临门一脚上，也停滞不前。
好消息并非没有。就在10月23日，在日内瓦举行的一个联合国会议上，中国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牟虹女士说，“在中国，包括（同性恋人群在内的）任何人都受法律保护，不会因为性倾向被歧视，中国社会对这些人也越来越宽容，也有专门提供研究、服务的组织，政府有关机构也尽力为他们提供方便，比如为相关组织提供注册登记。我女儿的同事也是同性恋者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事业上的发展。”牟虹女士的表态，被认为是中国政府首度明确表示同性恋不会被歧视，在同性恋社群引起积极的反应。
无论是库克公开出柜，还是牟虹在联合国的表态，从美国到中国，尊重多元，反对歧视，同性恋者应当拥有平等权益，正逐渐成为共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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